刚确定到青岛出差，行期未定，我先迫不及待地告知阿立。阿立是高中时同学，大学毕业后在青岛工作定居。微信上发过去消息，屏幕还在静默，手机铃却急促地响起来，阿立直接打了过来：“好啊！好啊！啥时候到？几个人？怎么来？……”我仿佛看到电话那头阿立微有些涨红的脸。

慢吞吞地走路，总是皱巴巴着衣服，黑色布鞋，从来不整理的头发，脸上顽强地挺立着几颗痘痘。记忆里储存了30年的中学生阿立的影像仍能清晰地放映。我们曾经同桌。

中学生阿立来自农村。80年代城乡差距还较大，农村几乎就代表着贫穷，农村人进了城便有种天生的、深入到骨头里的自卑，小心翼翼、少言寡语几乎是班里如阿立一样的农村同学的标准模式。在太和中学这座全县最高学府里，高中部每届4个班，入学时50人一班，到了高二就渐增为80多，高三时一个教室里就要塞进100多人了。两排桌子中间狭窄的空隙里夹鱼干一样的夹着一排人，肥胖者都有挤进不去之虞。农村学生占据了百分之八十。

与阿立同桌，但没法用“友谊”一词描绘我们的关系，他老实、木讷，而我总猴子一样的蹦着叫着，首先性格就把我们分别划入了两个群体里。而最尴尬的一层隔膜，是农村同学与城里同学之间自然有的无形的墙。我的善良、诚恳、热情自幼就伴随成长，但城里人在农村人面前普遍的优越感，还是在我脸上不由得流露着几分高傲。那是一种年少无知的浅薄。

高中毕业，同学们短暂重叠的人生轨迹分开驶往了不同的方向，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们各自飞散，开始了新的自己的漂泊，彼此便在茫茫中音讯阻绝。直到前几年有了微信群，同学们才一个传一个地在网上聚拢，我也因此知道阿立的讯息。

阿立依然显得不合时宜，时不时在群里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同学们都比较有素养，但出于礼貌的回应还是慢慢减少，最后只剩下我。于是我们像当年坐在一张桌子里边一样再次贴近距离，在私信里他多次说，希望我有机会去青岛旅游。我能触摸到那里边含着的温热的并非客套的热忱。

电话里我谢绝了阿立要安排住宿，因为将要洽谈合作的公司自然已订了很好的酒店。我告诉阿立头两天要工作，第三天我才能去看他。

两天的考察洽谈结束，我的肠胃却快撑不住了，按照中国的风情，吃自然是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到了好客山东，尤其到了啤酒之城青岛。顿顿如同给我一个人开海鲜和啤酒的品鉴会，各类海产，白、黄、黑、鲜榨、罐啤在我面前摆满。

工作结束的那天晚上，捧着肚子回到房间，我打电话跟阿立说明日下午才去看望他，因为我必须安排半天的时间让身体、肠胃都彻底卸载休养一下。次日清晨我只让服务员送了杯牛奶，喝了半躺着看电视，中午的时候不知不觉又昏昏睡去。恍然惊醒时，竟然已经是下午五点。把自动关机的手机插上电源，阿立的好多个未接电话跳出来。

到阿立那里要穿过胶州湾海底隧道，我仍然感到肌体里消褪未尽的酒精的余力，只好放弃驾车的念头。阿立告诉我有地铁，可各种问路、换乘说不准要多久！我拿起手机叫滴滴，显示的费用是120元。花120元打车，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但之于将要相隔30年的重逢，我不觉得贵。

晚高峰到了，我焦急着心坐在出租车里拥塞在一片红色车尾灯的潮水里，接近两个小时终于到了阿立发送的位置。透过车窗，在已灯火通明的餐厅门口，我看见一个稍显灰暗的身影东张西望，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阿立。从青涩懵懂到年逾知命，漫长的岁月在思绪的飘忽之间就悄悄溜了过去。

阿立也看到了我，挥舞着手叫着我的名字小跑过来。他却没有抓住我伸出的手，而是两只手攥住我的胳膊，竟有些生疼的力度突然就使我感动。

阿立说老婆要接孩子不能来，也不想其他人加入冲淡我们的情绪，所以只有我们两人。这是一家海鲜馆，在青岛，待客的餐桌上居首的自然是海鲜、啤酒两大宝，但我不好意思说这时我呼吸里都是海鲜的气味，不能拂了他的好意。阿立恨不得把餐馆水产箱里每种奇形怪状的生物都点到菜单里，我都拉不住，直到服务员看不下去了说：“就你们俩能吃得了啊？”

阿立天生与酒无缘，但硬陪着我喝，半扎鲜啤下肚，已面红耳赤，仿佛那点酒精都跑到了脸上。我们谈中学时光，搜肠刮肚地翻出鸡毛蒜皮的往事，聊毕业后各自的漂泊。我们同学两年（高二分文理班时我们才开始同学）说过的话的总和不会超过这一次。

同学久别重逢，总像一锅沸腾的水样的热烈，而无论当年是否友谊深厚。这种亲切其实来自于彼此牵引着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校园时光。即便也会有忧虑、不安甚至苦难的经历，但少年时代、校园时光对于每一个人，无疑都是人生这部书里不是最高潮却是最快乐缤纷的一章。同学情被珍惜，是因为它超越了普通情感的纯洁，像一杯水，清亮、透明、不掺杂一点的杂质。这种纯洁到了成年就被功利、虚伪填满，再也找不回。

阿立就职于一家国家级科研所，老婆是一名教师，一个孩子学习很争气，像当年的阿立。阿立如今的生活明亮、宁静、温馨，我由衷地表示了羡慕。很体面了的阿立，却没有西装革履、金丝眼镜、光亮的发型，几乎仍是中学生版阿立的再次印刷，朴实的本色原封未动。

阿立是复读一年后考上的大学。那时高考的升学率很低，即便在太中、一中这样的全县顶尖的学校，大专都算上也不过大约10%。第一年落榜后，家里决定不让他复读，而随村里人的青年人去外面打工。

阿立说他知道父母亲做出这个决定的犹豫和无奈，但他也清楚家里已不堪负重。阿立在城里读书时在食堂吃饭，一次课间我在我们共通的“桌肚”里摸到一头蒜，“哈，你都不吃菜的吗。”我把它皮球一样抛起老高。阿立涨红了脸，把蒜头抢回来又藏进桌子里。“我怎么不吃菜，吃的……”他说。

然而阿立还是重新挤在了教室里夹鱼干的最后一排，那已经是开学几天后。阿立跟我说，几乎在准备登上打工路的前夜，他辗转反侧，再拼一把，成功也许就在前头。“我有希望，再让我试一年吧。”阿立去找父亲说。父亲沉思半晌，用一声沉重的“唉”作了回答。阿立有了机会继续追梦，心却揪着疼。“那时我发誓将来一定好好报答我的爹娘。”阿立说。

大学四年，阿立都不敢去想父母是怎样弄来的钱供应他的花销，“每次接到家里汇来的钱，都有负罪感。”参加工作后，阿立把初入职并不高的薪水划成两部分，一部分维持生活，一部分寄回家。并在后来代父母拉扯弟弟。

没有伪装、防备，敞开心扉地宣泄，我们仿佛跨越时光，做回了三十年前的无所拘束的少年。啤酒一杯一杯空掉只剩下残沫，混合着酒精的血液涌上来，把脸烧得又红又烫，我们语无伦次，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阿立买的房子临近著名的金沙滩，原来的计划中是要去阿立家中看望他的老婆孩子的，趔趔趄趄走出餐馆时不得不决定放弃。合作公司给我多留了一天的房间，但拗不过阿立的好意，随他安排住在了单位的招待所。次日晨阿立又早早从家中赶来，陪我吃早餐。阿立不善言谈，但他把热情默默包裹在每一个举止里。

与阿立告别，我去招待所收拾东西。昨晚太匆忙，没准备礼物，我出去给孩子买了几件礼品放在前台，然后打电话告诉阿立。

回到酒店就倒头休息，好蓄养精神下午驾车返程，却又接到阿立电话，说一定等他，下午他来送我。阿立驾车一个多小时，给我带了两提即墨老酒来，一起的还有他老婆，有着和阿立一样的一副纯朴的外表，皮肤微黑，胖胖的，鼻子上架着副眼镜。阿立昨天提到了她，说很爱老婆，更得感激她一生。这个也出身乡下的女人默默地支持他反哺家庭，毫无怨言。原来她纯朴的不只是外表，还有内心。我由衷地赞美她。

我和阿立坐在房间里又聊了许久，不得不起身时，我恋恋不舍，看得出阿立也是。

命运，甚至是此后几代人的命运，从泥泞里跨越到了一个耀眼的新世界，阶层跃升对于农村娃阿立无疑是一个壮举。而他差一点就把梦想丢弃，换成一副沉重的行囊，风尘仆仆地混入茫茫打工潮，然后娶媳妇，生孩子，把自己牢牢拴在祖辈世代没有挣脱的黄土地，安安分分完成一个农民的使命。所幸，他的决定最后一搏，全然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人在渴望凿穿沉重的黑暗时，往往就在精疲力竭倒下前的最后一斧之后，曙光透了进来。而大多数人在这一斧之前屈服了。我为阿立庆幸和高兴。

收笔这篇文章，我在微信里跟阿立说：“很想念，啥时候回来我们再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