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传记《魏野畴传》是一部难得的精品力作
许发宏
今天,能够应邀参加这个庄严的会议,我格外高兴,也倍感欣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部30余万字的《魏野畴传》,历经作者数年潜心耕耘,经中宣部新闻出版局审定正式面世,不仅是兴平市和陕西省党史的一件喜事,更是关乎红色文化基因传承中的一件大事。
对于《魏野畴传》这部著作的撰写出版,我的感情、理解与期待,可能与在座诸位朋友、同仁有点不大一样。
我这一生,戎马生涯20载,多年从事部队新闻报道、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工作;转业回到陕西,在省委党史研究室从事党史工作整整20年,退休之后又被单位返聘10年。前前后后几十年,几乎都扑身在新闻、宣传、文化、文学创作与党史研究岗位上。先后撰写出版过《汪锋传》《秦岭之子——汪锋革命传奇》《照金革命史》《西北民盟领袖杜斌丞》等著作和文章,大都有有关魏野畴的生平事迹。
退休前,我在省委党史研究室多年务分工是负责陕西党史人物史料征集研究及传记系列丛书的整体编写规划,组织撰写与出版协调工作。那么多年的伏案、奔波、考证、打磨,其中的艰辛与付出,常人是难以体会到的。
正因为我亲身走过这条路,对于执笔撰稿人经受的酸甜苦辣,感受颇深。当我两三年前事先读到《魏野畴传》部分书稿时,格外理解作者的坚守与付出,也更能从专业角度、事业角度、情感角度,读懂这部著作的分量与价值。首先对作者和出版单位表示感谢和祝贺。
在这里,不妨耽误大家一点时间,说说我与魏野畴烈士研究的有关话题。
1997年和1998年,我曾阐述过两个观点。一个是先后受命为两任省委书记起草过有关悼念邓小平、邓小平与陕西革命和建设的往事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中,我曾提出“西安是邓小平回国革命第一站”这个观点,且和魏野畴一起任职共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一段经历。后来,我又奉命,将两文合并,以中共陕西省委名义署名,先后发表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的《回忆邓小平》第三卷和《陕西日报》上:另一个是我系统研究了魏野畴、杨虎城、杜斌丞三位先辈关系后,我撰文提出了“魏野畴是杨虎城将军结识的第一位共产党人”这个观点,发表在《陕西日报》上。以上两个观点公开发表后,得到了党史界朋友的的认可,成为大家的共识。也正因为有这样一段研究撰文经历,我对魏野畴同志的历史贡献,有着更深层的认识、理解与情感。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我们陕西党史人物名单中,魏野畴同志是排在第一位的。1998年,我奉命以省委党史研究室名义,在向省委起草的《陕西中共历史人物传记编写出版规划及名单》文件中,我也是这样安排的。这个规划和名单,是经过省委常委会议正式确定的。当时,我将规划和名单起草好后,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崇信带我一同前往省委常委会议室,向与会常委们当面汇报,得到认可,一致通过,形成省委正式文件,予以转发。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魏野畴在陕西党史上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也说明省委对魏野畴在陕西党史、陕西革命史上的贡献是认可的。
可以说,《魏野畴传》的创作出版,是填补了陕西党史深入研究的一个空白,弥补了陕西党史人物传记丛书的一个遗憾,也圆了我这个老党史人的梦想。《魏野畴传》整部著作给人的深刻印象有三:一是史料翔实、史实精准,论述客观,评价公允,既不溢美、不贬低,又不虚构、不拔高,基本做到了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秉笔直书,还原历史;二是人物形象立体鲜活,有风骨、有个性,有情怀、有血肉,看得见,摸得着 ;三是语言朴实生动、行文流畅自然,结构严谨,首尾呼应,文学纪实手法运用娴熟,是党史人物传记体写作从逻辑思维到形象思维一个比较成功的尝试。
毫不夸张地说,《魏野畴传》是一部集思想性、史料性、文学性、可读性浑然一体的党史人物传记精品力作,是我从业几十年不可多见的人物传记作品之一,可以肯定,《魏野畴传记》是能够得到读者喜欢、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好作品。
从这部著作字里行间中,让我们认识到魏野畴不愧为西北革命的播火者,是马克思主义在陕西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丰厚,15万字的《中国近世史》是我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史的重要成果,他翻译《政治经济学原理》《美国史》,编写《马克思主义浅说》,创办《秦钟》《共进》《西安评论》等革命刊物,用真理唤醒了一代青年,打开了他们信仰的窗棂。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读过,写得有水平。

总而言之,魏野畴是陕西党团组织的重要创建人和奠基人,为西北革命培养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骨干力量;他是皖北“四九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用生命践行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革命理论;他更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影响杨虎城一生走向进步,成为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引路人。从他最初在榆林向逆境蛰伏的杨虎城纵论论天下大势,到应杨之邀先后主办耀县三民军官学校、担任杨第十军政治处长,再到担任皖北特委书记,可以说,魏野畴不愧为是杨虎将军及其十七路军的前期灵魂,中后期的灵魂便是杜斌丞。
我认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影响杨虎城将军生前政治见解,打开他信仰窗棂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井勿幕,一个是魏野畴。井勿幕打开了杨虎城由刀客的行侠仗义到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的信仰窗棂;而魏野畴则是打开了杨虎城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信仰窗棂。
正是因为有魏野畴的指引,杨虎城在皖北才有了自愿申请加入共产党的举动,才有了原则同意皖北暴动、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初愿。再后来才把儿子托孤于中国共产党人,才有了当蒋介石向张杨最后摊牌,要么“剿共”,要么调出陕西的千钧一发之际,迸发出破天之胆,敢于太岁头上动土,发动西安事变,给蒋介石当头棒喝,扭转了历史乾坤。其实,西安事变前夕,杨虎城为回击蒋介石迫其“剿共”的高压手段,斩钉截铁,毫无退缩地表示:“只要能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我杨虎城愿把这个(十七路军)摊子这样摔了,也响!也值!”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才有了把他亲手缔造的十七路军的前途命运也交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交代,杨虎城被迫出国考查前夕,在上海当面对部将赵寿山、孔从洲作政治交代时特别强调:“我们部队的处境,北边是朋友(当时部队驻渭北,与红军毗邻),南边(西安)是冤家;北边是光明,南边是陷阱。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使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导向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当今,无论是谁,无论何时何地,当听到、看到90年前杨虎城这几句发自肺腑的政治交代,谁能不为其动容,感慨万千!8年抗战,以孙蔚如为首的第四集团军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17师、55师的先后起义,民主联军38军的成立,回归解放军序列,参加三年解放战争,这一切,就是对杨虎城将军政治交代的兑现,也正是魏野畴、杜斌丞两位灵魂人物对杨虎城将军长期先后政治耕耘、启智、化石、点睛的必然结果。当然,也包括南汉臣、王世英、宋绮等共产党人的作用,还有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而魏野畴、杜斌丞更是起到了开拓和关键作用。
魏野畴牺牲后,杨虎城将军感念情深,长期照料魏的母亲与家人,这不仅仅是出自于一般人的同情怜悯之心,而更是出自于他俩曾经凝结的一段特殊的政治生命情感。这种政治思想上、信仰上的不露声色、不易被人们察觉的政治思想情感才是杨虎城关心照顾魏野畴母亲的真正缘由所在。
今天,《魏野畴传》这部著作的出版,会让先烈的精神更加闪亮,让红色的根脉更加清晰。它不仅是一部传记,更是一部生动的党史教科书,一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也希望更多读者,特别是我们兴平市的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部著作,铭记先烈英名、学习先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把我们党的精神血脉代代相传,不断促进和发展好我们兴平市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
谢谢大家!
2026年 4月13 日
在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等单位举办的“陕西早期革命者研究暨魏野畴牺牲98周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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