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跃升?从阜阳到青岛,30年的重逢
刚确定到青岛出差,行期未定,我先迫不及待地告知阿立。阿立是高中时同学,大学毕业后在青岛工作定居。微信上发过去消息,屏幕还在静默,手机铃却急促地响起来,阿立直接打了过来:“好啊!好啊!啥时候到?几个人?怎么来?……”我仿佛看到电话那头阿立微有些涨红的脸。
慢吞吞地走路,总是皱巴巴着衣服,黑色布鞋,从来不整理的头发,脸上顽强地挺立着几颗痘痘。记忆里储存了30年的中学生阿立的影像仍能清晰地放映。我们曾经同桌。
中学生阿立来自农村。80年代城乡差距还较大,农村几乎就代表着贫穷,农村人进了城便有种天生的、深入到骨头里的自卑,小心翼翼、少言寡语几乎是班里如阿立一样的农村同学的标准模式。在太和中学这座全县最高学府里,高中部每届4个班,入学时50人一班,到了高二就渐增为80多,高三时一个教室里就要塞进100多人了。两排桌子中间狭窄的空隙里夹鱼干一样的夹着一排人,肥胖者都有挤进不去之虞。农村学生占据了百分之八十。
与阿立同桌,但没法用“友谊”一词描绘我们的关系,他老实、木讷,而我总猴子一样的蹦着叫着,首先性格就把我们分别划入了两个群体里。而最尴尬的一层隔膜,是农村同学与城里同学之间自然有的无形的墙。我的善良、诚恳、热情自幼就伴随成长,但城里人在农村人面前普遍的优越感,还是在我脸上不由得流露着几分高傲。那是一种年少无知的浅薄。
高中毕业,同学们短暂重叠的人生轨迹分开驶往了不同的方向,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们各自飞散,开始了新的自己的漂泊,彼此便在茫茫中音讯阻绝。直到前几年有了微信群,同学们才一个传一个地在网上聚拢,我也因此知道阿立的讯息。
阿立依然显得不合时宜,时不时在群里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同学们都比较有素养,但出于礼貌的回应还是慢慢减少,最后只剩下我。于是我们像当年坐在一张桌子里边一样再次贴近距离,在私信里他多次说,希望我有机会去青岛旅游。我能触摸到那里边含着的温热的并非客套的热忱。
电话里我谢绝了阿立要安排住宿,因为将要洽谈合作的公司自然已订了很好的酒店。我告诉阿立头两天要工作,第三天我才能去看他。
两天的考察洽谈结束,我的肠胃却快撑不住了,按照中国的风情,吃自然是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到了好客山东,尤其到了啤酒之城青岛。顿顿如同给我一个人开海鲜和啤酒的品鉴会,各类海产,白、黄、黑、鲜榨、罐啤在我面前摆满。
工作结束的那天晚上,捧着肚子回到房间,我打电话跟阿立说明日下午才去看望他,因为我必须安排半天的时间让身体、肠胃都彻底卸载休养一下。次日清晨我只让服务员送了杯牛奶,喝了半躺着看电视,中午的时候不知不觉又昏昏睡去。恍然惊醒时,竟然已经是下午五点。把自动关机的手机插上电源,阿立的好多个未接电话跳出来。
到阿立那里要穿过胶州湾海底隧道,我仍然感到肌体里消褪未尽的酒精的余力,只好放弃驾车的念头。阿立告诉我有地铁,可各种问路、换乘说不准要多久!我拿起手机叫滴滴,显示的费用是120元。花120元打车,对我来说是一种奢侈,但之于将要相隔30年的重逢,我不觉得贵。
晚高峰到了,我焦急着心坐在出租车里拥塞在一片红色车尾灯的潮水里,接近两个小时终于到了阿立发送的位置。透过车窗,在已灯火通明的餐厅门口,我看见一个稍显灰暗的身影东张西望,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阿立。从青涩懵懂到年逾知命,漫长的岁月在思绪的飘忽之间就悄悄溜了过去。
阿立也看到了我,挥舞着手叫着我的名字小跑过来。他却没有抓住我伸出的手,而是两只手攥住我的胳膊,竟有些生疼的力度突然就使我感动。
阿立说老婆要接孩子不能来,也不想其他人加入冲淡我们的情绪,所以只有我们两人。这是一家海鲜馆,在青岛,待客的餐桌上居首的自然是海鲜、啤酒两大宝,但我不好意思说这时我呼吸里都是海鲜的气味,不能拂了他的好意。阿立恨不得把餐馆水产箱里每种奇形怪状的生物都点到菜单里,我都拉不住,直到服务员看不下去了说:“就你们俩能吃得了啊?”
阿立天生与酒无缘,但硬陪着我喝,半扎鲜啤下肚,已面红耳赤,仿佛那点酒精都跑到了脸上。我们谈中学时光,搜肠刮肚地翻出鸡毛蒜皮的往事,聊毕业后各自的漂泊。我们同学两年(高二分文理班时我们才开始同学)说过的话的总和不会超过这一次。
同学久别重逢,总像一锅沸腾的水样的热烈,而无论当年是否友谊深厚。这种亲切其实来自于彼此牵引着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校园时光。即便也会有忧虑、不安甚至苦难的经历,但少年时代、校园时光对于每一个人,无疑都是人生这部书里不是最高潮却是最快乐缤纷的一章。同学情被珍惜,是因为它超越了普通情感的纯洁,像一杯水,清亮、透明、不掺杂一点的杂质。这种纯洁到了成年就被功利、虚伪填满,再也找不回。
阿立就职于一家国家级科研所,老婆是一名教师,一个孩子学习很争气,像当年的阿立。阿立如今的生活明亮、宁静、温馨,我由衷地表示了羡慕。很体面了的阿立,却没有西装革履、金丝眼镜、光亮的发型,几乎仍是中学生版阿立的再次印刷,朴实的本色原封未动。
阿立是复读一年后考上的大学。那时高考的升学率很低,即便在太中、一中这样的全县顶尖的学校,大专都算上也不过大约10%。第一年落榜后,家里决定不让他复读,而随村里人的青年人去外面打工。
阿立说他知道父母亲做出这个决定的犹豫和无奈,但他也清楚家里已不堪负重。阿立在城里读书时在食堂吃饭,一次课间我在我们共通的“桌肚”里摸到一头蒜,“哈,你都不吃菜的吗。”我把它皮球一样抛起老高。阿立涨红了脸,把蒜头抢回来又藏进桌子里。“我怎么不吃菜,吃的……”他说。
然而阿立还是重新挤在了教室里夹鱼干的最后一排,那已经是开学几天后。阿立跟我说,几乎在准备登上打工路的前夜,他辗转反侧,再拼一把,成功也许就在前头。“我有希望,再让我试一年吧。”阿立去找父亲说。父亲沉思半晌,用一声沉重的“唉”作了回答。阿立有了机会继续追梦,心却揪着疼。“那时我发誓将来一定好好报答我的爹娘。”阿立说。
大学四年,阿立都不敢去想父母是怎样弄来的钱供应他的花销,“每次接到家里汇来的钱,都有负罪感。”参加工作后,阿立把初入职并不高的薪水划成两部分,一部分维持生活,一部分寄回家。并在后来代父母拉扯弟弟。
没有伪装、防备,敞开心扉地宣泄,我们仿佛跨越时光,做回了三十年前的无所拘束的少年。啤酒一杯一杯空掉只剩下残沫,混合着酒精的血液涌上来,把脸烧得又红又烫,我们语无伦次,四只手紧紧握在一起。
阿立买的房子临近著名的金沙滩,原来的计划中是要去阿立家中看望他的老婆孩子的,趔趔趄趄走出餐馆时不得不决定放弃。合作公司给我多留了一天的房间,但拗不过阿立的好意,随他安排住在了单位的招待所。次日晨阿立又早早从家中赶来,陪我吃早餐。阿立不善言谈,但他把热情默默包裹在每一个举止里。
与阿立告别,我去招待所收拾东西。昨晚太匆忙,没准备礼物,我出去给孩子买了几件礼品放在前台,然后打电话告诉阿立。
回到酒店就倒头休息,好蓄养精神下午驾车返程,却又接到阿立电话,说一定等他,下午他来送我。阿立驾车一个多小时,给我带了两提即墨老酒来,一起的还有他老婆,有着和阿立一样的一副纯朴的外表,皮肤微黑,胖胖的,鼻子上架着副眼镜。阿立昨天提到了她,说很爱老婆,更得感激她一生。这个也出身乡下的女人默默地支持他反哺家庭,毫无怨言。原来她纯朴的不只是外表,还有内心。我由衷地赞美她。
我和阿立坐在房间里又聊了许久,不得不起身时,我恋恋不舍,看得出阿立也是。
命运,甚至是此后几代人的命运,从泥泞里跨越到了一个耀眼的新世界,阶层跃升对于农村娃阿立无疑是一个壮举。而他差一点就把梦想丢弃,换成一副沉重的行囊,风尘仆仆地混入茫茫打工潮,然后娶媳妇,生孩子,把自己牢牢拴在祖辈世代没有挣脱的黄土地,安安分分完成一个农民的使命。所幸,他的决定最后一搏,全然改写了他的人生剧本。人在渴望凿穿沉重的黑暗时,往往就在精疲力竭倒下前的最后一斧之后,曙光透了进来。而大多数人在这一斧之前屈服了。我为阿立庆幸和高兴。
收笔这篇文章,我在微信里跟阿立说:“很想念,啥时候回来我们再相聚!”。